Lizzy's Film Reviews

高中時代，我看完西蒙波娃的「第二性」，升大學那年，看完畢恆達教授的「找尋空間的女人」，還有其他女性主義相關著作。我曾經可以說是...思想相當激進的女權主義者(自以為啦)，並且對於社會給「女性」的期待與要求，感到恐懼，甚至轉成敵意，開始討厭符合傳統女人形象的事情，覺得女人好倒楣，要兼顧一切，還要忍受各種要求，「為什麼男人都不用煩惱這些！」

當時的我還完全停留在為自己想的階段，覺得「我」好可憐，「我」要煩惱、犧牲那麼多，「我」、「我」...都是「我」。但是後來仔細想想，雖然女人有傳統的框架限制，但男人照樣有。從小就被教成要堅強、不能哭，要拼事業，要負擔家計，要供給妻兒最好的一切，要有擔當、有男子氣魄，要這要那...其實現代男女的哀怨程度可謂不相上下，嚴格說來並沒有哪種性別特別可憐，真正可憐的應該是變性人吧。

最開始的弱勢族群，的確是要很辛苦地為自己的權利拼命，女人要爭受教育權、投票權、各種被平等對待的權利；美國的黑人也是一路辛苦走來，從黑奴的時代，逐步爭取，到可以跟白人使用同一個門、同一座游泳池、同一間俱樂部...諸如此類。但是在弱勢族群的環境逐步改善，取得「政治正確」地位之後，反而應該要「煞車」，多為其他族群想想。否則只是會造成更多不必要的衝突罷了。

像某些激進敏感的女性主義者，喜歡把每件事情都當成「男女戰爭」，例如傾向把「A立委罵B立委」，轉換成「男立委罵女立委」，再轉換成「性別歧視」，我個人非常不欣賞這種做法，變得好像「女立委」有權脫線痛罵「男立委」，而「男立委」不巧對「女立委」開罵就叫做「性別歧視」，這不是很沒道理？到底誰弱勢呢？

這種「弱勢族群」得勢後反成為迫害者的例子，屢見不鮮。例如兩千年前被悲慘逐出的以色列人，兩千年後回來建國，把亦在此土地生活兩千年的巴勒斯坦人趕出家園，形成數百萬難民無家可歸，居住在加薩走廊、約旦河西岸，以及敘利亞、約旦、黎巴嫩等鄰國境內的難民營，境況淒慘；或是女權發達之後，把許多罪過與責任加諸男人身上，明明有很多事情，本身已經有能力與機會改變了，卻沒發現心魔是根植於自己內心，而非來自所謂的「父權壓迫」；或是黑人地位漸漸朝平權方向邁進之後，還是有人傾向把所有事情炒作成種族議題，不肯就事論事；或是台灣的台語迫害明明已經走入歷史，在學校裡講台語要罰錢、電視上禁講台語使得布袋戲差點失傳的時代，也已經過去，結果以往被迫害的族群，反而漸漸培養出福佬沙文主義心態，甚至有部分激進分子認為要揚棄這塊土地目前共通的語言，要求全面學習福佬話。諸如此類。

最後，原先的弱勢族群以受害者之姿，把所有錯誤都指到別人頭上，「受害者怎麼可能錯？千錯萬錯都是別人錯！」挾著無條件的政治正確，予取予求，對別人亂扣帽子，把所有反對者都當成「迫害者」，而自己披著「受害者」的悲情外衣，可以高聲指責、激情控訴、無理狂吠，而被扣上帽子的「迫害者」只能啞巴吃黃蓮，因為任何反擊都叫做「大欺小」、「強欺弱」。

我想，就如本文標題，「冤冤相報何時了」，任何弱勢族群，當然都應爭取自己應有的平等權利，但也應隨時保有自省的能力，為其他人多想一想，多一點尊重。當然，這一點我也常常做不到，通常都是要隔很久以後，才能冷靜下來好好思考。這篇文章就當作我給自己的提醒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