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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計程人生》是一部不能在伊朗上映的伊朗電影,充滿幽默、溫暖可愛,也是2015年柏林影展金熊獎得主,如果你知道其導演的故事,會更覺得本片簡直是個傳奇。

因此,讓我先簡單介紹賈法潘納希(Jafar Panahi)這位伊朗導演。他的第一部電影:1995年的《白氣球》(The White Balloon),就奪下坎城影展金攝影機獎。之後他有多部作品與構想都挑戰伊朗政府的底線,因此麻煩不斷,常被當局盯上或找麻煩,甚至被逮捕入獄,其後被軟禁在家,在2010年被當局宣判20年內禁止拍片與寫劇本。

但他不顧國家禁令,先是在2011年拍了《這不是電影》(This Is Not A Film),於住處拍攝,以藏在蛋糕裡的隨身碟走私電影檔案出國。2013年則拍了《好戲不散場》(Closed Curtain),2015年又拍了《計程人生》,這部是賈法潘納希被禁止拍電影之後,最明亮、輕快的作品,但它背後對政府作為的種種指控,力道一點也不少,我相當推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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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回,導演終於得以走出了室內,全程在計程車裡拍攝,起先,似乎為「實時」(real time)的拍攝手法,讓它看起來非常像紀錄片,直到看多些之後,明白了貫穿的思想脈絡以及緊湊巧合的安排,才讓人確定應該是編好的劇本(起碼有編好的提綱),但整體依舊給人隨興自然的感覺。

越往下看,更令我佩服的是,導演用簡單一段路程,反映了許多現狀與慨歎,導演竟可透過如此瑣碎的片段建構出好多主題,不同主題之間又互相襯出更大、更完整的概念,卻能維持輕快幽默。賈法潘納希這幾年來透露在作品中的無助與氣憤,似乎都已昇華轉換為更深層更溫暖的人道關懷,讓人深深感動。

用計程車作為場景很適合導演的處境:他是被當局盯著的、不能拍電影的人。躲在計程車裡拍片,可以讓他在單純簡易的場景下,很自然地加入各種不同身份階級行業的角色。透過形形色色的乘客,觀眾聽到犯罪問題與自由等等議題,從日常生活瑣事顯示許多德黑蘭的文化政治背景與悲劇,包括死刑、女性繼承權、觀賞與拍攝電影的自由、文化傳承下來的迷信......等等。透過這些討論,觀眾也能體會,在無時無刻充滿政治壓迫的國家裡,生活是多麼有壓力的事情。販賣外國電影的商人,搞得像毒販一樣做生意;想拍電影的人,為了無數荒謬規定傷透腦筋;女人想過自己的生活、得到公平的對待,是幾乎不可能的事情,違反國家規定也違反教義;人權律師根本沒有執業的自由,大家即使沒在坐牢,監獄外不過就是一間更大的監獄。

但是,一切並非毫無希望。

螢幕上的導演,從頭到尾自在泰然,臉上經常掛著微笑。電影接近尾聲時,一位上車的律師帶著一束紅玫瑰花,雖然在片中並未指明,但她正是伊朗的人權律師Nasrin Sotoudeh。她臉上的笑容與自信,教人敬佩萬分;留在鏡頭前的一朵紅玫瑰,給了人無限希望。即便此時,賈法潘納希只有躲在車裡拍片的自由,但他的想像,讓空間與世界更寬廣,這是任何監獄都限制不了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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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況,在這個年代,幾乎不可能去限制拍攝影片的自由。片中出現好多種拍攝工具,包括車上裝的攝影機、姪女拿的數位相機、乘客的手機、朋友給導演看的監視器畫面......等等,每個人都有機會輕易製造出畫面與影像。《計程人生》裡面導演的姪女,的確是潘納希的親姪女,還代表無法出境的潘納希領下柏林影展金熊獎,片中的她也想要拍電影,從女孩的熱情,我看見的是下一代的希望,一波波的浪潮,都在挑戰傳統的壓迫與不公,光是《計程人生》裡面能有那麼多人敢露臉(雖然電影並無列出工作人員名單),就已令人驚喜與佩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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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世界有許多令人憤慨的事,但也總是找得到一絲光明,因為世界上總會有賈法潘納希這樣的人,願意去做勇敢的事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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