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烈愛天堂》(In the Fade) - 納粹並非過去式 @ Lizzy's Film Reviews

土耳其裔德國導演法提阿金的作品《烈愛天堂》，故事靈感來自真實事件，在21世紀初，德國的極右組織「國家社會主義地下組織」(National Socialist Underground)曾主導多起針對德國移民的兇殺案，而在《烈愛天堂》裏頭，類似的情境使得一位住在德國漢堡的女子Katja（黛安克魯格），失去了她庫德族的丈夫以及他們的兒子。

《烈愛天堂》的片頭即為全片定調：Katja與丈夫的婚禮，是在獄中進行的，新郎新娘乍看之下是兩個世界的人，但當他們在一起，那種喜悅是發自內心、且可以突破藩籬的。他們後來的生活，融合了種族的差異，甩開前科的陰影，往正面方向發展，選擇奉公守法，但是他們依舊被過去與背景給緊緊抓著，即使他們已經變了，其他人們仍用自己的老方式批判他們。

先是執行恐怖攻擊的人，用他們的種族評斷他們該死；再來是調查的警察，不斷將調查方向移轉至夫妻倆過去的不良紀錄，忽略Katja提供的證據，並輕蔑地認為土耳其裔的傢伙不可能家裡有合法閒錢；更別提Katja的母親與姻親，仍對這段婚姻有滿滿的不諒解與不滿。

在線索明確指向恐攻嫌犯為德國白人新納粹之後，Katja的日子也沒好過點，因為之後的法庭戲更是殘酷，由於身上有不少刺青、過去曾吸毒的Katja「沒有受害者該有的樣子」，在法庭上，他們夫妻過去與毒品的關係，被拿來大做文章，彷彿要以此除去她獲得正義對待的資格，並削弱她記憶的真確性。

恐怖攻擊之下最悲慘的受害者，是倖存者。Katja的悲劇遭遇，使她與世界上其他人都越離越遠，極為孤立。雙方家長原本就不看好他們的婚姻，現在她的兩個盟友──丈夫與兒子──也不在了；Katja有個懷孕的好友，在她慘遇喪子之痛後，好友順利產下孩子，先前她與好友自在親密的互動與關懷，在恐怖攻擊後就消失了，Katja再也不能輕鬆開心地看著朋友與她的新生兒，那種為人母的光芒與喜悅，看在Katja眼裡特別酸楚。

從各方面看，Katja都是孤立的狀態，她的人生被這悲劇定義，此後也只能聚焦在這件事。
法庭戲結束的後段發展有些不真實，但我喜歡導演給的最後結局，雖然傷感，但仔細想想，那是最適合Katja的地方了。在恐攻悲劇發生後，Katja的月事遲遲不來，直到後來她的「計畫」有些進展與眉目後，她坐下來彷彿感覺到什麼，手探進褲子裡，摸到久違的經血，表示Katja知道離她的人生目標近了，這才終於安心了。在其他談復仇的電影裏頭，復仇都是個很衝動、很輕易的反應，《烈愛天堂》相較起來更特別的一點，是它讓復仇與後果，像是Katja唯一的安身之地，不是選擇、不是衝動，是不得不然。

《烈愛天堂》完全是黛安克魯格的主場，她因本片榮獲2017年坎城影后。警方挖出她所飾演的Katja的過去時，種種不自在與壓抑著的憤怒，令觀眾感同身受；在法庭上，證人描述她兒子死的過程，克魯格用細微的表情轉換，透露出角色內心在那刻如何產生永久的質變，非常讓人心疼；她幾乎出現在每一幕，觀眾完全躲不掉她的種種痛苦，包括得一起看著她替兒子挑選兒童大小的棺材。Katja當然憤怒，當然傷心，但更主導她心思情緒的是沮喪與空虛，克魯格將那種「空」的感覺詮釋地相當到位，也因此撐起了本片不太真實、調性也大異其趣的最後三分之一。

Johannes Krisch飾演幫新納粹辯護的律師，演出也相當精采，他的咄咄逼人與不在乎生命的態度，令人相當憤怒，但我忍不住會想，這呈現的恐怕是世界上不少人內心真正想法，甚至是我自己，也不敢保證能夠在意「所有人」的死活。《烈愛天堂》用一位純種德國白人Katja面臨的悲劇，以及對她身心造成的影響，試圖激發出最大的同理心，只不過，這世界上的納粹、或極端白人主義者、或所有相似的狹窄心態，大概是過去、現在、未來都不會消滅的。《烈愛天堂》最後一幕，拍攝的海景被顛倒了過來，或許我們面對的世界就是這個模樣，原本總以為人類會努力往更好的境界邁進，但其實我們都看反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