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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在車上》是日本導演濱口竜介今年來勢洶洶的電影作品,改編自村上春樹同名短篇小說,在影展與影評人獎項之中大有斬獲,並且極有可能問鼎奧斯卡最佳國際電影寶座。它精緻又細膩,以冷靜內省的態度深掘複雜多樣的主題,絕對是一部值得花三小時認真欣賞的作品。

演員兼導演家福裕介(西島秀俊)受邀去廣島製作舞台劇《凡尼亞舅舅》,主辦方為遵守規定,堅持指派司機接送,這位司機是23歲的美沙紀(三浦透子)。參與舞台劇演出的其中一位年輕演員,正是曾與家福裕介的亡妻家福音(霧島麗香)有染的高槻耕史(岡田將生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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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是大概的人物與關係介紹,看似簡單,但導演讓幾位主要角色透過不同機會的對話之中,層層翻出他們的過去,角色們以往未對他人(甚至是自己)坦承的實話,漸漸滲透出來。劇本裡有許多可以往肥皂劇發展的元素,例如意外、死亡、外遇、暴力、罪惡感等等,但導演使用細膩寫實的方式呈現故事,每一個故事背後又有一層故事,人物越來越立體,最精彩的「戲」,藏在對白裡,藏在演員細微的表情眼神裡,藏在鏡頭的角度與切換裡。

家福裕介的過世妻子是編劇,在性高潮時會創作出故事,但事後不會記得,因此由家福裕介在之後說給她聽。家福裕介有一輛紅色Saab,在車上,他習慣使用妻子的錄音來排練他的戲。電影前段大約40分鐘,都在呈現夫妻的相處方式多麼琴瑟和鳴,即便在丈夫發現妻子外遇之後,他倆在工作上生活上處處合拍的事實,仍是無庸置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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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過,機械般的和諧並不代表一切無事。他們過去曾有個女兒但早逝,他們時常對話但不表達出較為個人的內心想法。在提早回家的家福裕介發現妻子外遇之後,他只偷偷離開,後來妻子得知丈夫出車禍,於是前往醫院探視,但不問他為何沒照原定計畫出差、也不詢問先前通話時為何沒坦承尚未搭機;後來某次兩人做愛時,家福裕介的一個肢體動作,就像是隱晦揭露「我已經知道了」,但並不談開;爾後,妻子意外去世的那天早上,對丈夫說的「今晚我有事情要跟你說」,也隱含讓人擔憂的意味,或許妻子終於準備想坦承些什麼(「坦承」的渴望是她高潮時說的故事完整版裡很重要的主題)。而他們的關係就斷在此刻,再也無法溝通,妻子的故事與說法成為永遠的秘密,只剩下這位名為「音」的妻子留下的錄音,而且內容是舞台劇的台詞、不是妻子自己的話,家福裕介只能一直聽那個「音」,卻得不到答案。

《在車上》的劇中劇《凡尼亞舅舅》是俄國劇作家契訶夫的名劇,其劇情與電影中角色的心境相對應,主題談的是主角Vanya到了中年才覺悟到過去的精華時光都已浪費了,也不知如何面對未來。喪妻後的家福裕介,不願再演《凡尼亞舅舅》的主角Vanya,這點很容易理解,但他讓與妻子外遇過的高槻耕史來演,動機就比較模糊與複雜了,或許他知道高槻耕史根本不適合Vanya一角所以會出醜,也或許他想透過接近高槻耕史來更了解亡妻。

家福裕介從未正面與妻子談開外遇的事情,因此總覺得妻子內心有一塊他完全不理解的陌生、黑暗地帶;同時,妻子去世的原因,也與他有一點關係(在此不暴雷),因此背負著罪惡感。家福裕介多多少少希望從高槻耕史那兒套出一些資訊,換得些許情感上的了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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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段讓人屏息的戲,發生在車上,是高槻耕史搭家福裕介的便車時的對話,這時攝影機正對演員的臉,演員像是直視觀眾在說話,兩人心知肚明,知道彼此在已逝的家福音生命中扮演何種角色,因此即使對話隱晦,仍然相當誠實清澈,字字敲進心裡。然而再怎麼尋找線索,對家福裕介而言都不夠。

這部分的心結,最後竟然是被司機美沙紀化解的。《在車上》最精彩的關係發展與幾段對話,發生在家福裕介與美沙紀之間,這兩人相會的開端並不順利,家福裕介原本希望能利用獨自駕車的通勤時間,聽著妻子留下的錄音來排練,沒想到現在車內要坐著另外一個陌生人開著他的車,難免不自在。不過,漸漸地雙方建立起某種默契與理解,車子成為他們的安全空間,開始能分享更多生命經驗。這兩人都喜歡開車帶給他們的心靈平靜,心裡也都埋藏關於「失去」的傷痛,有個晚上兩人在車裡,手拿著菸伸出天窗,兩個小小的火光彼此像一種陪伴,但又維持互相尊重的距離,這是最舒適溫暖的友情了。在更多的相處之後,他們甚至能點出對方的盲點,讓彼此能接受過去發生的壞事,不再卡在原處自責,進而療癒傷口。

主角與司機的故事,互相映照。人對亡者的秘密往往有一種執著,彷彿在後悔沒能趁他們活著時問個明白,只好不斷猜測,即使明知找不出答案,這種執念卻像黑洞一樣困住生者。但人終究要接受,再親密的伴侶,都無法完全了解彼此,家福裕介也得面對現實,他妻子既深愛他、但也需要外遇,她沒有特別神秘或黑暗,事情就是這個樣子。

《在車上》另一大段重要劇情,是《凡尼亞舅舅》的排練過程。家福裕介有特殊的導演方式,他的選角包含使用不同東亞語言的演員,在同齣劇裡分別用自己的語言表演,而且在初期演員排練念稿時,他要求大家只把台詞唸出來但不要表演出任何感情。起先這一切令不少演員感到困惑,但這方法還真發揮了神奇效果,帶出精彩又真誠的表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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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許,由於彼此語言不通,演員對於他人的肢體語言及情感會有更敏銳的觀察。又或許,如果在一開始就又念詞又表演,那麼演員會使用自己的概念與既定印象,去詮釋台詞裡的感情、推測它應該如何表現,但如果是先不帶感情反覆誦念,將自己浸泡在那些文字中,漸漸地對文字熟悉到極致,那些文字終將變成自己的,待正式排演時,念出台詞的當下,演員將被這些文字掌控,並萌生真實感受,那不是演員最初對文字、對劇本的理解,而是他們將「自己」退讓、向文字臣服、成為文字的容器之後,被劇本帶動演出而產生的最誠實的反應。

平常,我們可以說著各種言不由衷的話語,掩飾真正的自己,但是正如家福裕介所言:「契訶夫的句子是危險的」,身為演員進入角色說出台詞,就得被迫面對那些文字對應著自己的哪些情緒,再加上家福裕介的導演手法,真實的自己被拖了出來,沒法閃躲。也就是說,平日隨心所欲說話的時候,可以掩飾、隱瞞、逃避,但念著契訶夫的台詞,反而被迫誠實,或者是,表演者更能以「角色」為媒介來宣洩真實感受,就像心理治療時以布偶來代替自己說真話那樣。藝術與生活不再是模仿的關係,而是互相緊密連結,這點在《在車上》劇中劇的結局裡表露無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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駕駛車輛常常是「主控權」的隱喻,家福裕介被迫將方向盤交給別人之時,或許就如演員向文本退讓、由文本掌控那樣,原本的自制與壓抑都無法繼續執行,被迫要「放手」,而有時候,這才是「如何活下去」的解藥。主角與司機,演員們與契訶夫的劇本,都描繪了人們如何在他人的故事中,抒發了自己,放下了過去。《在車上》在觀眾心中留下的餘韻,不僅是靠劇情與角色帶來的,也靠著在戲外的我們、感應到心中那位真實的自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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