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izzy聊電影

美國的30年代，真實世界的邦妮帕克（Bonnie Parker）與克萊德巴羅（Clyde Barrow），搶銀行與雜貨店，也殺人。他們的故事透過60年代的電影《我倆沒有明天》(Bonnie & Clyde)，在世人心中留下深刻烙印，而Netflix製作的新電影《緝狂公路》，則用不同的角度來描述這整個故事。

《緝狂公路》幾乎不給邦妮與克萊德任何鏡頭，而是由前德州騎警Frank Hamer的角度來敘說。1934年，邦妮與克萊德已經犯下無數罪行，執法單位卻一直抓不到人，無奈之餘，先前解散騎警隊的德州州長Miriam "Ma" Ferguson（凱西貝茲），勉強答應屬下讓前德州騎警Hamer（凱文科斯納）重披戰袍，掛名在公路巡邏隊之下，負責抓到那對鴛鴦大盜。Hamer找來過去同為騎警的Maney Gault（伍迪哈里遜）一同執行任務。

Hamer是德州騎警傳奇人物，從騎警工作退下來後，由於老婆家境富裕，過著舒適的生活。他接受這危險工作的原因，不是缺錢、也不是因為他多喜歡政府，而是看到許多執法人員被邦妮與克萊德殺害、民眾竟然還在崇拜這樣無法無天的大盜，認為一定要趕快結束這荒唐鬧劇。至於無業的Gault，導演利用他待在家中短短幾個鏡頭，交代到他對同住的女兒來講已經是個負擔，這時能與老夥伴合作最後一件案子，應該是不錯的轉換。

Hamer與Gault得與時間賽跑，每晚一步，就有更多執法人員受害，而其他執法單位也有自己的盤算，想搶功、排擠Hamer，不願意分享資源與資訊。民眾們也不幫忙，那是大蕭條時期，大家對銀行恨得牙癢癢，認為搶銀行的邦妮與克萊德幫他們出了口氣。因此Hamer與Gault踏上的，是極為孤獨的緝凶之路，幾乎只能靠自己的經驗與直覺，推敲目標的行蹤。

《緝狂公路》非常適合搭配《我倆沒有明天》觀賞。《緝狂公路》沒有拍得如《我倆沒有明天》那樣經典，但《我倆沒有明天》對Frank Hamer的描述很不公允、嚴重傷害Hamer的形象，片中一段邦妮與克萊德抓到Hamer還羞辱拍照再放走他的段落，也沒真正發生過，當時電影公司華納還因此被Hamer家人告上法庭，後來家屬拿到和解金。

《緝狂公路》刻意不給邦妮與克萊德鏡頭，只有在電影最後才讓他們露臉一下，其他時候都只有下半身、腳步、背影、遠鏡頭等等，而且呈現的形象可不是什麼現代羅賓漢，而是反社會型人格者。其他時候，《緝狂公路》拍的全是Hamer與Gault。在歷史上，Gault是到後期才加入Hamer，本片讓他一開始就跟著，應該是想避免沉悶。

比較可惜的是，Hamer即使有Gault搭檔，兩人仍是這段鴛鴦大盜的故事中比較無趣的角色，《緝狂公路》又有漫長的等待過程，總片長還超過兩小時，恐怕不是所有觀眾都能接受。它比較吸引人的點，是攝影、極為考究的場景設計與服裝設計、以及兩位主角搭配起來的魅力，但劇本是比較單薄的。

為了充實內容，編劇試著加入幾個特殊的切入角度，例如Hamer與克萊德父親的對話，給了這位罪犯的無奈家人一些聲音與觀點，提醒觀眾這一切對家人們也是折磨；Gault搜查時翻到邦妮的服裝，意識到邦妮身形多麼嬌小，明白他將得殺死一個如此年輕又瘦小的女孩，一時失了神；Gault對其他警員敘述Hamer的往日故事，提到執法人員的無奈，如果讓嫌犯有留下活口、接受審判的機會，對方可能抓住空檔反擊造成警員死傷，但直接出其不意殺光嫌犯又有道德上的問題。這些鋪陳都替最後的槍擊場景（劇組特別到當年的事發地點拍攝）增加情緒厚度，尤其劇本安排Hamer要求其他警員繼續埋伏，他冒險隻身走出，站在邦妮與克萊德前面要他們「把手舉高」，等到對方疑似準備拔槍才開槍反擊，這種「我這回就算賠上性命也要把事做對」的精神，確實將《我倆沒有明天》裏頭Hamer與這對鴛鴦大盜的交手過程、以及《我》片結尾毫無警告的突襲射殺，做了最關鍵的翻轉。

《緝狂公路》也將邦妮與克萊德死後，民眾爭相搶他們屍身上的東西當「紀念品」的惡行惡狀拍了出來，強調民眾的瘋狂與癡愚。這些事情確實發生過，但《我倆沒有明天》沒有拍，將結尾留在兩人充滿遺憾與詩意的死亡上頭，而《緝狂公路》不僅不給這對鴛鴦大盜如此華麗又淒美的謝幕機會，還要把沒人性的媒體與民眾批評一番。

不過上述對劇本做的努力，還是流於稀少及表面，只算是點綴，難以支撐兩個多小時的片長。其實有些內容可以再多做挖掘的，例如本片點到兩位退休騎警對於辦案的新科技一竅不通，但沒花時間把那樣的時代改變捕捉出來，只用三言兩語帶過。那個時間點，大約是舊有的邊界正義、牛仔般的騎警等等，開始轉型成FBI局長胡佛帶領的、使用竊聽器或指紋鑑識等等的時代，若把這點搬進來討論，或許會更有內涵。

《緝狂公路》在十幾年前就已有拍攝計畫，當年曾準備由勞勃瑞福與保羅紐曼主演，如果本片早點拍成，可能比較有影響力，也能更早對Hamer有交代。本片擺在現在2019年的氛圍，有著些許尷尬：我們現在都知道警察暴力對美國某些族群是甚麼樣的傷害、如何形成長期的壓力，這幾年黑人遭警察射殺的案件以及Black Lives Matter運動，讓相關議題更為敏感，而且當年騎警暴力對待墨西哥人與原住民的紀錄，也是挺難看的，所以當《緝狂公路》裡的州長Ferguson抱怨騎警隊："They took orders from no one and left me to answer for the blood."時，很難說她有什麼不對。

「遇到歹徒意欲反抗時，只好不留活口」，這點我是贊同的，警察的命也是命，但這會否讓某些心術不正的警察有很好用的藉口？把對方所有動作都解釋成意欲反抗？或是對方就算沒動作也掰一個？沒監視器的地方叫同行的警察同事作偽證？把這些想一遍之後，《緝狂公路》雖幫Hamer平反，但又似乎太過簡化了。

這種老派、簡化式的故事（比1967年的《我倆沒有明天》還要老派），有令人懷念之處，但帶來的影響力與迴響，自然少了很多。

《緝狂公路》Netflix觀賞連結：https://www.netflix.com/title/80200571

至於為何當年《我倆沒有明天》要採用美化、浪漫化邦妮與克萊德的詮釋方式？其實與所處的時代有關。種種因素，我在替釀電影寫的文章都有提到：

釀影評 X 誠品講堂｜《我倆沒有明天》：好萊塢體系的法外之徒

以下為部分節錄：

『《我倆沒有明天》不像過去幾部犯罪片如《You Only Live Once》、《I Want to Live!》、《They Live by Night》那樣，主角帶著更多無奈與無辜，邦妮與克萊德是確確實實犯下罪行的。不過，他們倒不是因為渴望殺人或虐人而犯罪，而是為了追求更自由快樂的生活，因此只在必要時或是被攻擊時殺人，第一次意外殺了人時克萊德還相當緊張、洩氣，這種安排又為這對鴛鴦大盜增添一點「純真」與「業餘」味道，讓觀眾不免有些同情。如此站在灰色地帶上，《我倆沒有明天》挑戰觀眾的道德底線。

《我倆沒有明天》上映的時間是 1967 年，差不多是社會輿論開始感覺越戰恐怕是個錯誤的時候。這一年的美國，一邊是年輕嬉皮的「愛之夏」，一邊是發生上百起種族暴動的「Long Hot Summer」，有各種向舊價值挑戰的抗爭與宣示。越戰是第一個「進入美國人客廳」的戰爭，美國人透過電視可以同步看見戰場上正發生的可怕景象，而黑人民權運動也充滿暴力衝突與憤怒。《我倆沒有明天》裏頭直白的銀幕暴力與露骨的性暗示、（在當時很）大膽的影像語言、再加上道德的模糊性，都帶著對社會批判的意味，是漸漸成為主流電影觀眾的戰後嬰兒潮向當權者與父母輩的反抗。包括反抗那個把年輕人送去越南打仗的政府。《我倆沒有明天》讓所有覺得憤怒、再沒什麼可損失、反對當權派的人，都有了出口。』

看過《緝狂公路》的朋友，不妨也搭配觀賞《我倆沒有明天》，或是參考我的文章，會更明白編劇與導演所做的一些決定。